有意识地培育中国的法律企业家，让他们从事中国法的经营活动，是接下来应着力去做的工作。
山西省三级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逐一同转隶人员面对面谈心谈话，班子成员入户家访2807次，全省1.8万名纪检监察干部实现集中培训全覆盖除了将与公众健康、公共安全密切相关的信息等在本部门官方网站上公开以外，还应当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所形成的卷宗依申请公开制度，建立健全当事人查阅、复制证据和相关决定文书的制度等。
非因法定事由并经法定程序，行政主体不得变更、废止和撤销已经生效的重大行政决策，并应当在其制定、变更、废止乃至撤销的全过程贯彻诚实信义和信赖保护原则，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因信赖某重大行政决策所遭受的损失进行合理补偿。作者简介：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七）信息化技术支持原则。行政主体应当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参与行政管理提供必要的条件，充分考虑并采纳其提出的合理意见。（二）科学合理性原则。
应当注重建立、完善和活用利益均衡机制，追求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同时，确保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的损害少于要达成之目的的利益，尽量避免二者之间显失均衡。重大行政决策的制定、变更和废止都应当以科学合理性为依归，以最大限度地代表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目的和目标。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即《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明确，拓宽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健全法律法规规章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和公众意见采纳情况反馈机制，广泛凝聚社会共识。
最后一个原则，我想说的是比例原则。交通部等七部委的规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实际上并没有户籍歧视的条款，该办法关于驾驶员资格的规定，的确有一项是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就是给地方政府以权力。尽管《行政许可法》2003年出台以来，行政系统推动的行政审批改革一直在进行，但行政系统的自我改革总是会遇到掣肘的，需要借助外部力量，使改革能够更加彻底，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起草的规章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的，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刚才傅蔚冈研究员也提到，在网约车上安装GPS等的监管措施，对网约车而言是构成了不必要的负担，违反最小侵害的要求。但是，与网约车有关联的出租汽车经营资格证、车辆运营证和驾驶员客运资格证，不是地方政府规章定下来的，而是由国务院定下来的。
但是，问题在于，这个细则是2016年10月8日出台征求意见的，10月14日就截止，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而11月1日就要配套交通部等七部委的规章正式生效实施了。根据该条款，北京市网约车管理细则规定网约车驾驶员必须是北京户籍，这就涉嫌户籍歧视，违反市场统一原则。关键是，城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不能违反行政许可法的市场统一原则。目前，观察北京市网约车管理细则的征求意见稿，我认为，它涉嫌同五个原则存在抵触或者不一致的情况。
2003年的《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的设定规定了一系列的制约，可以说立法者是费尽心思。公平原则的核心精神就是平等对待。只是，行政法规的制定程序同样是非常繁琐的，如果寄希望于行政法规去设定行政许可，那么，国务院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台一部部行政法规，设定当时已经大量存在的行政管理又确实需要的许可（这些许可之前大多由部门规章创设），使这些许可合法化。这一点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考察作为补充。
《中国经济周刊》和智联招聘2015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个行业当中，平均月薪高于四千元的白领，只有银行业的非京籍人口比例低于京籍人口，其他的19个行业基本上非京籍人口要高于京籍人口。外部力量有可能依靠法院吗？根据《行政诉讼法》，如果北京市有关部门对违反最终生效实施的管理细则的网约车、网约车司机、网约车平台给出制裁，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是可以要求法院审查管理细则的合法性。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上位法只给出许可事项而没给出具体条件、标准的情况下，对下位法规定条件、标准进行有效的制约。网约车监管所涉及到的许可，必须受到《行政许可法》的约束。
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国务院的一纸决定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以上就是我想说的五个原则，北京市网约车管理细则多有涉嫌与之抵触。这个看似针对行政许可本身设定的限制，也应该理解为可以适用于对行政许可条件的规定。为此，我还专门去网上了解了一下北京现在非京籍从业人口跟京籍从业人口的情况。2004年的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了，行政机关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所谓必要，就是最小侵害要求，即实施行政管理可以采用多种方式实现行政目的的，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这就牵扯到《行政许可法》并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设定这个概念该怎么解释或理解？是仅仅创设一个许可名称呢？还是说要把名称所涉及到的许可条件、标准都应该明确地规定下来？从法治主义的角度来讲，不应该光是给出一个名称，有权设定许可的国家机关，应该把许可的条件、标准都明确规定下来。第三个是市场自主原则。
为什么，四个地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都要拖到现在，同一日出台差不多相同内容的细则，而听取意见截止后，只有两个工作周供采纳意见、修改完善。北京市网约车管理细则关于车型的规定，就是违反了市场自主原则。
这也就是经常所说的412号文。第一个是市场统一原则。
所以，说到借助外部力量，还是让舆论促使政府作出一个比较正确的选择吧。为了很好地遏制这种现象，《行政许可法》需要对许可设定的主体、权限予以规定，但考虑到中国的立法体制，完全交给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一部部立法完成大量许可的设定是很困难的，行政系统在相当范围内还需要保留行政许可的设定权力，所以，国务院行政法规设定权利被保留下来但是，当涉及已经发生效力的人大法律法规决议，应当认定当选无效者在这类议决中的投票仍然有效，不影响人大法律法规决议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两类机制有各自的特点：第一，决定主体代表范围和层级不同。
以辽宁贿选案为例，两种机制的决定主体分别应该是：罢免决定由辽宁省人大或其常委会作出，当选无效决定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其区别主要不在于人大机关的层级本身的高低，而在于决定主体之层级所象征的选民范围不同。建议在《选举法》第48条之后增加一条，列举罢免事由，尤其是将以金钱或者其他财物贿赂选民或者代表，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贿选情形列入其中。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0月12日，第1064期。当时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专门成立筹备组，授权其行使相关职权。
然而，62名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有38名因涉案代表资格终止、其常委会组成人员职务相应终止，不足半数的常委会已无法召开履行职责。方案一，建议《选举法》第二章选举机构最后增列一条，总结此类做法，规定因贿选等例外原因导致人大及其常委会瘫痪的情形，由上级人大常委会设立筹备组行使相关职权。
间接选举中的罢免程序的启动，在人大会议需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在常委会需主任会议或者常委会五分之一以上的组成人员联名，较之当选无效程序来得复杂。而在辽宁贿选案中，根据《新闻联播》报道，523名辽宁省涉案人大代表，采用由原选举单位接受其辞职或被罢免两种途径来终止代表资格。两案均采用由上级人大来决定成立筹备组的做法。对此，罢免事由可以规定形成罢免共识的法定情形，向弹劾程序进行改造。
辽宁案、衡阳案中行贿当选者的数目较大，这提醒我们，如果扣除这部分代表当选无效前的投票，原来过半数的决议可能过不了半数。在这个意义上，辽宁贿选案对于523名涉案省人大代表同时采用辞职和罢免两类途径分别终止相关涉案代表资格的程序选择，较好反映了《代表法》第49条辞职被接受和被罢免两类程序的分工格局。
被罢免导致的代表资格终止不具有溯及力，自被罢免之时起终止资格，一般而言当选无效则顾名思义地被认为自当选之时起就有溯及力地认定为无效。第三，程序复杂程度不同。
《代表法》第49条规定了代表资格终止的七类法定情形，其中有三种情形可适用于贿选案件：辞职被接受的、被罢免的、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然而，代表在被确认当选无效前在各类议决程序中的投票是否一并无效，并没有说明，《选举法》也未对此规定。